那年，我十二岁

　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，改革的春风开始吹向大江南北。农村改革的标志为“包产到户”，后来被称为“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”。

　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早期试验有不同的说法，但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在中国大陆的农村全面推行是事实。我的老家被称之为“鄱阳湖平原”，照此理解，理应有许多可耕种土地，可遗憾的是我们所生活的地方属于丘陵地貌，多为红壤，良田并不多。而且在1958年国家大兴水利工程时，我们村前修建起了全县最大的中型水库——蜈蚣山水库，库区内的粮田全部被淹没。也许正是因为这些原因，我们村的“分田到户”行动才拖到了1983年。

　　那年，我12岁。这是让我一生都难以忘怀的本命年。

　　这年年初，一个夜晚，我们村第三生产队的户主们都集中在三伯父家——三伯父是生产队的会计，也是村里德高望重的老干部。大家都很激动，因为这个“分田到户”政策，在那个时候深得民心。

　　待生产队长和作为会计的伯父宣布完了本生产队的粮田具体情况后，就是分片划区域，然后按照家庭人口抓阄，认领为自家的农田。可是因为修建水库，作为政府对我们村的良田损失弥补的土地，便从其他村庄进行划拨，但农田与我们村庄有了距离——有的甚至离我们有六七里路之遥，村民们种地的艰辛不言而喻。

　　开始抓阄了。我被认为是家里最有运气的代表，参与抓阄——因为家传的“算命书”中“称量出的命”，我最金贵，有“出入公门之相”，父母想着自然会给家里带来吉祥。可是，当我展开抓来的阄条时，大家全傻眼了：我抓到了一块最差的地块——这份田地面积小不说，还分布在同一个大队的两个自然村。

　　父亲没说什么，只是一阵苦笑。父亲18岁就外出参军，转业回来也偶尔有参加支援农村建设的活动，但对于种田，真的是“不专业”。因此，我给家里抽到这样的农田地块，让他怎么种呢！我的负疚感悄悄在内心升起，然后便悻悻地、悄悄地离开了现场。而此刻的会场上却爆发出阵阵激动的笑声。有人还开玩笑说：没事，这孩子一定会考大学、吃公家饭的，到时候把土地还给我们种……

　　且不管这些话是善意还是恶意，反正，我心理已经暗下决心：我要发奋读书，离开农村，扔掉这块该死的农田。事后回想这件事，无论搁在哪家村民头上，一定都是“灾难”。

　　日子在村民们的勤劳耕作中一天天过去，转眼到了暑期，农民到了抢收抢种的“双抢”季节。我们家因为父亲在国企上班，没法全身心投入到农业生产，我和哥哥又都还未成人；两个妹妹，一个还抱在怀中，一个牵在手里，这“双抢”活儿就难干了。而且我们家的粮食产量也比不上别人家，加上两个妹妹属于“超计划生育”，一家六口，仅靠三个人的土地养活着。所以记忆中，常常是家里交完国家的定购税粮后，在年末，自己家里还要借粮食过日子。很多人难以想象，当年类似于我家的家庭遭遇是社会上最为狼狈的，还呼告无门。地道的农民种地收入确实有所增加，但是也不再像之前那般淳朴，而是时时处处充满着算计，农村也不再似以前让人眷恋了。

　　就在这样的暑期，我更是以一个“大人”的身份，走向了漆黑的原野，走向了成长。因为天气干旱，整个生产队的养田螺山谷里的农田需要抽水灌溉，白天黑夜都需要在电排站值班守护机器运转。我家被安排在晚上值班，恰好我父亲又在单位上班，不知道这个事情。母亲想把父亲喊回来，可又需要派人徒步一二个小时的路才可以到父亲单位。

　　我没有任何一丝犹豫，对母亲说：“还是我去吧！”纵使母亲有千般不舍，我还是卷起了一张草席，扛起了一把锄头就去了电排站。只要机器不坏，没有停下来，适时添加柴油就行，值班就基本上也没其他事需要做；一旦机器停了，就要跑回村里喊机械师傅来检查修理。这个夜晚是我这辈子第一次一个人露宿山野，说不怕那是假的，毕竟我还只是个12岁的萝卜头。那时，我一直在心里暗示着自己：爷爷奶奶正好是长眠在这电排站的山上，我就在山下电排站屋里，有什么好可怕的！爷爷奶奶一定会庇佑我的平安！果不其然，我就这样完成了任务。

　　之后，父亲知道我的行为后，大为惊讶。正是从此之后，父亲不再把我当小孩。也是从此后，村民们对我另眼相看。再后来，我成为了家族里第一个考上乡镇初中的孩子，随后又考上了父亲曾经就读的县中；再后来的1990年，我成为了村里第一个大学生——让人哭笑不得的是，在大学录取政审时，竟然有村民举报我“德行不好”，不应该被大学录取。

　　1993年大学毕业，这一路下来，一方面因为父亲所在企业倒闭关门，一方面因为我们兄弟姐妹四个人都在学校读书，加之父亲种田技术的欠缺，家境甚是惨淡。“撑起这个家是我的使命！”随后，我便逃离了故乡，开启了人生的第三个年轮。

　　12岁，我人生的第一个年轮的结束之年，开始体味到了人间的酸甜苦辣，并在心中暗暗开启了我逆天改命的奋斗之旅。